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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和县从古至今：
   

      汉:东汉末,置西昌县,为庐陵群治。故城在今县城西1.5公里。  

　　三国：吴末，析西昌置东昌县（今吉安县永和镇），属庐陵郡。  

　　晋:太康元年（280），庐陵郡治迁石阳（今吉水县东北10公里），西昌属之。  

　　南北朝:　大宝元年六月，陈霸先驻军西昌南朝陈时，省西昌。  

　　隋:开皇九年（589），复置西昌县。开皇十年，废西昌，并东昌、遂兴（今遂川、万安）、广兴（今莲花）、永新等地置安丰县。开皇十一年（一说十年）以“地产嘉禾，和气所生”而更名泰和县，属吉州。泰和之名始此。  

　　大业八年（612）因安丰治非津要，仍徙至西昌故城，属庐陵郡。  

　　唐:武德五年（622）置南平州，领泰和、永新、广兴、东昌四县，泰和为州治。武德八年，废州，并永新、广兴、东昌三县入太和县（改泰和为太），属吉州。  

　　贞观元年（627），吉州属江南道。五年，西昌因兵祸，县治复徙安丰旧治。显庆时，析太和复置永新县。  

　　开元二十一年（733），吉州属江南西道。  

　　天宝元年（742），泰和属庐陵郡。  

　　乾元三年（760）（一说贞元三年），县治移白下驿西（今实验小学内），属吉州。  

　　五代十国:南唐时（937-943），周矩倡筑槎滩、碉石二陂，灌高行（今禾市）、信实（今螺溪）两乡田地。  

　　南唐保大元年（943），析太和地置龙泉场，后升为县（今遂川县）。  

　　宋:　熙宁四年（1071），分太和之诚信乡置万安县。  

　　元祐七年（1092），割县境高行乡三堡肃永新县。  

　　德佑元年（1275）二月，文天祥在樟塘募兵抗元，三月，元军攻占县城。七月，文天祥收复太和。  

　　元: 元贞元年（1295），太和县升为州，属江西行中书省吉安路。  

　　至正十八年（1358）九月，陈友谅军攻占太和。  

　　至正二十五年（1365），常遇春平定太和。  

　　明:　洪武二年（1369），废州，复为泰和县（改太为泰），属江西布政使司吉安府。  

　　永乐十三年（1415），陈循中状元。  

　　永乐十九年（1421），曾鹤龄中状元。  

　　正统九年（1444）三月，杨士奇卒，归葬泰和。  

　　成化十四年（1478），曾彦中状元。  

　　成化二十一年（1485），大水入城，决天井坝为河，赣江改道10余公里。  

　　正德六年（1511），用砖筑城墙，并改建六门。崇祯十六年，张献忠攻入泰和，设官施政。  

　　清:顺治二年（1645），清军入城。  

　　康熙十五年（1676），二月，吴三桂部进占县城。十一月，清收复泰和。  

　　雍正七年（1729）10月，修县城六门。  

　　咸丰五年（1855）十一月，太平军攻占县城。  

　　光绪二十六年（1900），县人响应义和团，烧毁天主教堂。  

　　宣统三年（1911），汤漪（南溪人），代表江西省出席临时国会，任参议员。选举孙文为临时大总统。  

　　中华民国:民国11年（1922），北伐军抵泰和。委任官员。  

　　民国12年（1923），广东革命军，第二次进驻泰和。  

　　民国15年（1926），7月，成立中国共产党泰和特别支部。9月，北伐军再次入城。是月，成立国民党泰和县党部筹备委员会。11月，宋庆龄和苏联顾问鲍罗廷道经泰和，县党部及各界人士前往码头迎送。  

　　民国17年（1928），毛泽东在太湖村成立村工农兵政府。  

　　民国18年（1929），彭德怀在禾市和马市一带打击土豪劣绅。  

　　民国19年（1930），7月18，毛泽东、朱德、陈毅、罗荣桓等率红军前委、总司令部、红四军等在古坪休整。毛泽东找地方干部谈话，做调查。24日，红二十军攻克县城。  

　　民国20年（1931），5月，毛泽东、朱德在白云山上指挥红军打第二次反“围剿”第一仗，全歼国军第28师。  

　　民国26年（1937），10月，陈毅、曾三等率游击队北上抗日，苏区干群到江边迎送，县政府设宴招待。  

　　民国28年（1939），上半年起，日军进占南昌，江西省政府陆续迁至泰和，成立临时省会。  

　　民国29年（1940），国立中正大学在杏岭成立。  

　　民国31年（1942），5月，廖承志，监禁在泰和马家洲集中营。12月，在上田，举办全省体育运动大会。  

　　民国34年（1945），1月，日军由湖南攻赣洲，窜扰县境垇头、高市、白土街。7月，日军撤退，窜扰泰和。马家洲300栋店面和全部民房、永昌市200余栋民房被烧毁。  

　　民国38年（1949），7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15兵团44军157师470团炮兵营解放泰和。泰和县人民政府宣告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省政府主持开工复修梅陂。  

　　1950年4月5日，驻军解放军炮兵营改编为泰和县中队。  

　　1951年，组建康复医院，治疗抗美援朝伤病员。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和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来县访问。  

　　1953年，中共泰和县委在县城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  

　　1954年，2月，万安所属上宏、苏溪2乡划归泰和。4月，在县城召开全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1955年，7月，在县城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高会议泰和县首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1956年，6月，全县第一座水电站白土乡水口村水力发电站开工。（9月竣工，装机12千瓦）  

　　1958年，7月，泰和至井冈山公路正式通车。  

　　1965年，5月，毛泽东主席由井冈山经泰和至吉安。  

　　1969年，动工兴建老营盘水库。  

　　1970年，泰和机场（今井冈山机场）开工兴建。1973年竣工。  

　　1972年，邓小平视察井冈山糖厂（今泰和糖厂）、泰和拖拉机制造厂。  

　　1978年，在上田设立泰和鸡原种场，进行泰和鸡保种工作。  

　　1980年，列为全国商品牛基地县。  

　　1982年，泰和酒厂研制的白凤乌鸡补酒被选为国家外交部礼品酒。  

　　1983年，千烟洲被列为江西省吉泰盆地红壤丘陵开发试验研究中心。  

　　1987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视察泰和酒厂和武山恳殖场。  

　   1988年，11月，泰和大桥工程开工。 　　
      
      1993年，4月，时任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在江西省省长吴官正陪同下视察泰和，深入到武峰乌骨鸡种鸡场考察，并合影留念。 　　

      1993年，珠江电影制片厂在泰和拍摄以泰和乌鸡为题材的电影故事片《小镇情缘》，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1994年，7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深入马市镇慰问群众。 　　

       1996年9月1日，京九铁路建成通车。 　　

       2002年3月25日 泰和乌鸡种蛋搭乘“神州三号“飞船遨游太空，进行空间生命科学试验。4月23日上午9点，第一代太空乌鸡诞生。 　　

        2002年3月， 时任国家副主席曾庆红视察泰和。 　　

        2003年6月28日，昌泰高速公路正式通车。 　　

        2004年4月，国家副总理黄菊深入桥头镇视察。 　　

       2004年5月18日，井冈山机场扩建完成，正式通航。 　　

        2005年3月31日，泰和至井冈山高速公路正式通车。 　　

        2006年4月，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深入澄江镇南圳村石狮梁家组考察。 　　

          2006年8月，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深入泰和县考察。 　　

            2007年，9月，“泰和乌鸡”商标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2008年，10月14日，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深入禾市镇熊瓦村考察。 　　

          2009年，9月24日，国家副总理李克强到禾市镇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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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和名人
尹卓（著名军事专家，少将，央视军情连连看等节目嘉宾主持） 　　
卓雄（福建省委书记） 　　
邓典桃（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曾庆元（中国工程院院士） 　　
段永平（步步高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 　　
刘经纶（泰康人寿总裁兼首席运营官） 　　
康为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王建国（北京交通大学校长） 　　
萧蘧（国立中正大学校长） 　　
萧庆伦（美国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 　　
杨士奇（四朝内阁首辅、诗人） 　　
陈 循（内阁首辅，永乐乙未科状元） 　　
萧镃(户部尚书） 　　
王直（吏部尚书） 　　
梁潜（永乐大典》代总裁） 　　
罗钦顺（配享孔庙） 　　
尹直（兵部尚书） 　　
欧阳铎（工部尚书） 　　
欧阳德（礼部尚书） 　　
罗韬（教育家，创办了泰和历史上第一所学校“匡山书院”） 　　
周矩（水利家） 　　
曾安止（农学家，着有中国第一部水稻专着《禾谱》） 　　
刘过（文学家，有“诗侠”的美誉） 　　
刘崧（江右诗派代表人物,。） 　　
胡直（江右王门学派的代表人物） 　　
郭子章(一品大员） 　　
郭诩（画家） 　　
唐世凤（中国海洋学奠基者之一）

状元
　　陈循　曾鹤龄　曾彦
榜眼
　　尹昌隆　罗珵　姚颐
探花
　　罗璟　曾迫 罗钦顺　欧阳衢
将军
　　王英高、尹明亮、刘兴隆、严俊、李士才、张济民 　　陈云开、陈德先、林茂源、肖锋、易耀彩、罗元炘 　　罗维道、袁佩爵、康庄、曾威、蔡永、袁光

泰和县历史悠久。春秋战国时先属吴、越，后属楚，秦汉属庐陵县地，东汉末置西昌县，后以“地产嘉禾，和气所生”更名为泰和，有1800年置县历史。县内古今名人较多，有宋代农学家曾安止、词人刘过，明代宰相杨士奇、哲学家罗钦顺，清代农民起义领袖刘京、邹恩隆，近代江西三杰之一的袁玉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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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士奇（1365—1444），名寓，字士奇，号东里，今泰和县澄江镇城东人。

杨士奇一岁丧父，四岁时随母亲改嫁同里罗性，字子理。罗子理当时举进士，为德安府同知。这样，幼小的士奇跟随继父、母亲一起到了德安。九岁时（1373，洪武六年）罗子理“因事坐累”，被免职并充军陕西（后来终于陕西），杨士奇母子回到了老家，一起恢复了杨姓。幼年的士奇是个极聪慧的孩子，平时他“偶对话多奇绝”。曾被亲友们称为“千里驹”。他学习非常认真，据载：士奇在书院“读书作字，心不外驰，诸生以弄事，百方挑之，未尝一顾。”由于战乱家贫，士奇没有书，所学的《四书》、《五经》、《左传》都是自己一笔一划手抄的。十五岁时，他便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教书生涯。他不但在本县的碧溪、沙村教书，还游历到章贡郡的琴江县和湖北的江夏（今武昌）教书。

明建文元年（1399）正月，朝廷的征召命令改变了杨士奇的现实生活，并决定了他的后半生，这一机遇，使他的政治抱负有了得以施展的机会。据载：“是月，敕修《太祖实录》，以礼部侍郎董偏、王景为总裁官，太常少卿廖高逊副之，召国子博士王伸、汉中府教授胡子昭等。时杨士奇以布衣被荐，征为教授，方行，修撰王叔英复以史才荐，遂同召，俱授翰林编纂官；上复命侍讲学士方孝儒而总其事。”（《明通监·惠帝建文元年》）从此，杨士奇便从民间步入仕途。这是他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不久，建文帝命吏部测试史馆的儒生，吏部尚书张沈看到士奇的试卷，称赞他说：“这不是只会读死书的一般儒生。”于是奏请第一，授士奇为吴王府审理副，仍在史馆供职。成祖即位，改任编修，接着被选入内阁，掌管机务，几个月后进为侍讲。永乐二年（1404）升为左中允，永乐五年（1407）进左谕德。他居官谨慎，从不私下议论朝廷政事。永乐七年，成祖巡察北京，临行前把一个重大而艰危的工作交给了士奇等人：他留下皇太子在南京监国，而命令士奇、蹇义、黄淮等辅佐太子。当然，这是一种异乎寻常的信任，可是不少事情往往又事关大局，不得不极其谨慎，士奇此时便有了展示他政治才能的机会。他凭着自己的才干和忠诚，赢得了太子（即后来仁宗）的那种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永乐十二年（1414）成祖再次北巡，仍留士奇辅佐太子。永乐十五年（1417）进翰林学士，永乐二十年改左春坊大学士。

仁宗即位（1424年），升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仁宗在便殿召见蹇义和夏原吉两位大臣，议论朝政。士奇正好去晋见，仁宗对两位大臣说：“新任华盖殿大学士进来，必有好的意见，你们不妨一起听听。”士奇说道：“前天下了诏书，减少宫延供应物资，今天惜薪司却传旨照样征集红枣80万斤，与前天所下诏书不一致。”仁宗立即传旨减少一半。

有一次，仁宗征求杨士奇治国施政之策，杨士奇大胆上奏：“皇上要广开言路，废除诽谤罪。知民情、察民意，是政通人和、社会安定的重要措施。”仁宗接受他的建议，设立“宏文阁”，下诏群臣“求直言，言时政阙失”，基本上做到了言行一致。一日上朝，仁宗将一本歌颂皇恩浩荡、太平盛世的奏章让大家传阅，群臣都阿谀附和，声声喝彩，蹇义说道：“陛下即位以来，所行的都是仁政，百姓再没有科敛徭役之苦，现在真是治世呀！”惟杨士奇有“杂音”，他说：“虽然陛下恩泽天下，但因多年国兵，百姓颠沛流离，疮痍未平，温饱难得，不休养生息数年，何能四海升平？”仁宗赞同杨士奇的看法，批评吏部尚书蹇义等人说：“朕待卿等以至诚，希望能匡正辅佐，只有士奇曾五次上奏言事，而你们只会歌功颂德，难道朝廷没有一点阙失？天下真的太平了？”他认为士奇这人忠诚可嘉，便又升他为少保，然后赐他与杨荣等每人一枚刻有“绳愆纠缪”的银章，以示自己的纳谏决心。

杨士奇出身寒门，有三十多年的平民生活经历，深知民间疾苦。为相之后，常以国计民生向皇帝进言，引导皇帝采取一些“宽政恤民”的积极措施，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宣德五年（1430），许多地方接连遭受水旱灾害，宣宗召士奇商议下诏宽恤，免除灾区的赋税及欠官方亏额。士奇又请求将过去所欠赋税和薪刍钱一并免除，并减免官田租额，平反冤狱，淘汰工役。宣宗一一采纳。

宣宗死后，英宗继位，年方9岁，太皇太后秉政。太后推心置腹地信任杨士奇、杨荣、杨溥，军国大事都派人先到内阁请“三杨”商议，提出意见，然后才作决定，史称“政归三杨”。

正统初年，士奇就说：“瓦剌渐强，将为边患，而边军缺马，恐不能御，请于附近太仆寺关领西番贡马。”亦悉给之。在这里，杨士奇充分估计到瓦剌和阿鲁台入侵的可能性及严重性，他不但警告了英宗，而且也提出了一些具体可行的军事措施。我们不得不承认他在这方面的远见。当时英宗宠信宦官王振，王振挑唆英宗打击正直大臣，随意将大臣逮捕治罪，并阴谋攻倒杨荣，士奇从中劝解，才得以保全性命。不久，杨荣病逝，杨士奇和杨溥逐渐被孤立。再过两年，太皇太后病死，宦官王振势力日盛，大作威福，百官稍有不合意，就逮捕治罪。杨士奇年老力衰，无力制服王振。士奇病故后，瓦剌兵在也先的统领下果然侵犯边境，王振鼓动英宗亲征，由此引发了历史上有名的“土木堡之变”，英宗兵败被俘。

杨士奇遇事谨慎稳重，知人善任。他当国四十一年，位居宰相，实力不可谓不雄厚，资格不可谓不老，但他提拔人从不以结党营私为目的，处处出以公心。他常说：“天下万世之事，当以天下世人之心处之。”正是因为有这样广阔的胸怀，正派的作风，他才能不断地识别和发现人才，并大胆举荐之。史称他“雅善知人，好推毂寒士，所荐达有初来识面者。”（《明史·杨士奇传》）。由于他贯彻的是一条“任人唯贤”的路线，所以由他推荐或提拔的人，都在各个方面做出了不同的贡献。名臣于谦、周忱、况钟等人都是他举荐的。于谦本来只是个官位较低的监察御史，论资历可谓浅矣，但是士奇却独具慧眼，看出此人才堪大用，于是在皇帝面前举荐他。于谦马上被破格提拔为兵部右侍郎，负责巡抚河南、山西，史称其“声绩表著，卓然负经世之才”。在土木堡之变时，面临英宗被俘，瓦剌大军兵临北京城下的危局，朝中大臣惊慌失措，而于谦却挺身而出，如中流砥柱力挽狂澜，领导了北京保卫战，并挫败了瓦剌的进攻，使明朝转危为安。于谦为人极其清廉，他在当巡抚时，每次到朝中陈事“空囊以入”，那班权党根本不要希望得到什么，一反贿赂公行的官场恶习。都察院左都御使刘观因贪赃枉法被撤职查办后，宣宗一时找不到理想的人来继任，便要杨士奇物色。士奇大胆推荐了顺天知府顾佐。此人果然不负众望，敢抓敢管，一时风纪肃然。昆曲《十五贯》里的苏州知府况钟也是他推荐的，被誉为“当代包公”。

杨士奇谦恭、仁厚，团结和保护了一些犯有小过但有才干的官员。永乐年间，广东布政使徐奇运了不少岭南特产赠送廷臣。有人把受赠者的名单拿给成祖看，成祖看完后发现没有士奇的名字，不太高兴，便把士奇找来询问。士奇解释道：“徐奇赴广东就任时，群臣作诗文为他赠行，那天正好碰上我有病没有参加，因此唯独没有我的名字。现在是否有给我的赠品我不知道，反正赠品也不值几个钱，我想徐奇这样做绝没有其他意思。”一席话解开成祖心中的疑团，于是他下令把那份名单烧了。

杨士奇一生清正廉洁，不贪不占。洪熙元年（1425）正月，仁宗任命士奇为兵部尚书，士奇不肯接受，说：“臣为少傅大学士，已经过分了，尚书的职务我是不敢再接受了。”仁宗很生气地说：“黄淮、杨荣、金幼孜皆有三个职务，而唯独你只有两个职务，人们将会怎么说呢？你不要再推辞！”士奇无法，只好接受了兵部尚书的职务，但是坚决请求辞掉尚书的俸禄。仁宗说：“你为我辛辛苦苦干了二十年，所以我才用这官俸来酬答你，你用不着推辞了！”士奇说：“一个尚书的月俸有六十石粮，这些粮可养六十个军士。我受的恩宠已经过分，哪里还敢再加呢？”蹇义说：“就辞掉学士的俸吧。”士奇说：“要辞就辞优厚的一份，不必以此来取一个虚名。”这样，仁宗同意了士奇的请求。在士奇的影响下，黄淮也辞去了户部尚书的官俸。

这年二月，仁宗又赐给士奇两倾田，同时受赏的还有蹇义。但是士奇又一次谢绝了，仁宗说：“你替朝廷做事是表里如一的，对我帮助很大，因此我心中难以忘怀，你上次辞掉俸禄，现在又辞去赏田，我不明白你为何如此固执呢？”士奇说：“我起自寒微，现在受到这种恩遇已属过分，一个人哪能不知足呢？我只希望再凑合多活些日子，为您再效劳几年，然后就太太平平回家乡，这就是对我的最大恩赐了。”仁宗非常感动，事后对蹇义说：“士奇真是太廉洁了，倘使当官的都能如此，世上难道还有赃吏吗？”

士奇对自己如此，对亲属也是严要求，他不断用书信的方式训戒自己的晚辈，要为官清正，更不能借他的权势欺负人。他的一个侄孙在衙门做事，有次用官府的纸张给他写信，竟因此而遭到了他的训斥：“尔在衙门内岂可向人索官纸写私信？虽是半张，亦系官物，但举发即有罪，今后切戒，毋蹈前非！”（《示侄孙挺》）。

士奇历仕四十六年，自明永乐元年（1403）入值文渊阁后，辅佐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俗称“四朝元老”。士奇于正统九年（1444）三月望前一日在京病逝，享年八十岁，讣闻朝廷，辍朝一日，赠太师，谥文贞。之后英宗皇帝曾先后七次遣官御祭，显示了皇帝对他的恩宠。如今其墓经过修复，保存完好。

明朝前期，在政坛和文坛都以“三杨并称”，杨士奇最尊，而对明台阁体的形成和发展杨士奇起了重要作用。台阁体作为一种诗风、文风，其特点是内容上多为应制唱和歌颂盛世气象，风格雍容平正，醇实典雅。杨士奇是台阁体的盟主，他的文风成为台阁体的典范。后人对台阁体颇有微词，但我们对此应有正确的认识和评价。

台阁体的出现并非偶然，从我国古代文学发展过程来看，是有其文学传统和历史背景的。台阁体属于我国古代宫廷文学的一种，我国宫廷文学的源头可追溯到《诗经》的“雅”和“颂”，然后是西汉大赋，南朝宫体诗与徐庚体，唐朝上官体，宋代西昆体，接下来才是台阁体，之后有茶陵派。这些宫廷文学派具体来说各有特点，但总的看来，都以宫廷生活为描写对象，歌颂太平盛世，在文学地位上都起过引领和规范一代文学的作用。

台阁体在明初的兴盛流行，也可以说是引领和规范了一代文学的作用。明初洪武的三十几年，国家初定，百废待兴，文学上虽有宋濂、刘基、高启等人的努力，但他们的创作还更多地表现为个体的抒情写志，未形成特定的风格体式，未能构成引领和规范一代文学之势；稍后的于谦以关心民生疾苦、忧国忧时或抒写个人情怀为主题的诗歌，同样因过于孤独而不足振起一时文学风气。明代永乐至天顺的六、七十年间，正是国家修养生息阶段，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政治高压也有所松动，在此环境里，中央内阁作为士人核心，出现了超稳定局面，从而也成为社会政治的核心。这样，由此一核心所造成的台阁体派文学以应制之作、赞颂之声和雍容娴雅的风格，为太平盛世赋以文学气象，就很自然地具有引领一代文学之势，同时也给处于初建阶段的王朝文学以有力的规范，所以在七十多年里，台阁体派垄断了文坛，其风所被，遍及朝野。

与宋之西昆体派相类似，台阁体派也带有激发文学革新思潮的因素。它是在当时特定政治和时代环境下产生的。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台阁作品是台阁大臣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三杨历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他们不仅是这一历史时期的见证人，还是四朝政治的参与者和直接受益者，他们生活在涵濡深恩，优游帝侧的环境中，鸣太平之盛，颂天子之恩，是其内心的自然愿望和当然责任。正如杨荣《杏园雅集图后序》所言：“惟国家列圣相承，图惟治代，以贻永久，吾辈忝与侍从，涵濡深恩，盖有年矣。今圣天子嗣位，海内宴安，民物康阜，而近职溯望休沐，聿循旧章。予数人者得遂其所适，是皆皇上之赐，图其事以纪太平之盛，盖亦宜也”。（《文渊阁四库全书》）他说的是自己的心里话，也代表了当时一般臣民的共有心声。

此外，明初科举取士为士人广开仕进之途，较大程度地刺激和满足了广大士人的进取心理，从由科举到做官到最后致仕归里，他们在涵深皇恩的情感中走着人生的步伐，所以吟咏之间，那种沐恩之情、优越之感便油然发而为文字、为诗歌，从而自觉地为政治传递着动听的声音。从某种意义讲，台阁体文学倒不是政治对文学的粗暴的干预，而是政治通过施恩于文人，施恩于民众，使文人自觉地为之服务的。这用杨荣的一段话来说明当是再恰当不过的：“圣天子在上，治道日隆，辅弼侍从之臣仰峻德，承宏休，得以优游暇豫，登临玩赏而岁复岁，诚可谓幸矣！意之所适，言之不足而咏歌之，皆发乎性情之正，足以使后人识盛世之气象者，顾不在是欤？”（《文渊阁四库全书》）他视台阁宴游、庚歌唱为和为“盛世之气象”，是有一定道理的。

至于三杨过后台阁体弊端百出，主要还是由于末流者浅薄模拟，而且当初的太平盛世景象已一去不复返，这种紧跟政治和时代的应制文风，也必然会随着政治时局的转变而衰落。《四库全书总目》卷170《杨文敏集》提要称：“平心而论，凡文章之力足以转移一世者，其始也必能自成一家，其久也无不生弊，微独东里一派，即前后七子亦孰不皆然。不可以前人之盛并回护后来之衰，亦不可以后来之衰并淹没前人之盛也。亦何容以末流放失，遽病士奇与荣哉。”我认为这是对台阁体比较公允的评价。

他一生著述颇多，有《成祖实录》、《南归纪行录》、《平吴录》、《北京纪行录》、《代言录》、《西行扈从录》、《东里集》、《文渊阁书目》、《历代名臣奏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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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士奇墓：座落在澄江镇桔园村委杏岭村北山上。墓座西向东，面积约7亩，省政府先后二次拨专款维修。杨士奇（1365~1444）名寓，号东里，清溪（城东）人，一岁而孤，四岁时随母改嫁东门罗性（字子理），七岁回杨家，“十五岁为童子师”，“贫甚力学，授徒自给”。明建文初修《太祖实录》时，被荐入翰林院任编篡官。永乐四年入内阁。洪熙元年任少保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宰相）。宣德间任职如故，并赐“杨贞一银印”，下圣旨褒功，颂其“与国咸休”。正统间，又升为少师。他为官45年来，为五朝元老，明代名臣，廉吏清官，“三杨辅政”之一。他白身拜相，又成为泰和“三奇”之一。享年80，归丧营葬，，立御祭文碑，赠太师，谥文贞，英宗先后七次遣官谕祭。其墓和其生前著作与手迹的存在，为充实明史，考察明朝名人墓都具有较高价值。1957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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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和县澄江镇杏岭村北山坡上，矗立着一座泥石堆积而成的古墓，时常可见有人到此驻足追思。墓主即是明代赫赫有名的内阁重臣杨士奇。35岁时，他从泰和到京城当国史馆编修，再到官至内阁首辅，历事四帝，辅佐君王40多年。有生之年他没有回乡建造威风八面的府第，只是在死后留下了一座坟墓。
　　寒士拜相的他慧眼识人推荐能臣，一生清明，却因晚年溺爱其子，被横行乡里的儿子蒙蔽英名受污。然而他所处的明王朝过去了500多年，明仁宗朱高炽为杨士奇墓所题“与国咸休”四个行体大字，在牌坊上仍然清晰可见，这也代表着当年一个王朝对他的终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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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介布衣入阁

　　一代名宦杨士奇辅佐仁明惠帝、成祖、仁宗、英宗诸朝，当朝四十一年。除了一张画像，杨士奇只留下了一座坟墓给后人。

　　泰和县澄江镇杏岭村北山坡上，杨士奇墓已经经历风雨500多年，墓园东西长约100米，南北宽约50米，占地7.5亩。1957年，杨士奇墓被列为江西省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可惜“文革”期间墓园部分建筑被毁。后来省文化厅拨款对被毁部分进行修复。

　　“用我们泰和县人的话来说，杨士奇没有取得任何功名，完全是布衣入阁。”泰和县博物馆肖馆长说。

　　《明史》有记载，杨士奇年幼时，家庭贫寒，父亲早逝，更为孤儿寡母的生活雪上加霜。其母改嫁，杨士奇随继父曾改姓罗。当他知道自己的家世后，常常潸然泪下，私下用土砖作神主，每日独自焚香跪拜，祭祀先祖。后来其继父从户外窃窥他的行动，很受感动，恢复他姓杨。9岁时，其继父任德安郡守遭到弹劫，滴戍陕西，死在那里，杨士奇再次与母亲相依为命。

　　尽管如此，杨士奇仍然奋勉蹲厉，立志成才。杨士奇发奋读书，学业大进。由于他学识渊博，品行和才干出类拔萃，15岁时就应乡里之聘，开馆授徒。此后，他客居武昌等地，游学教书，并著书立说，受到文人方士的赞誉和赏识，汉阳守令王叔英称他为“佐才也”。

　　时机终于到来。建文元年（1399），朝廷准备修撰《明太祖实录》，从社会上征集文人参加。因学行出众，杨士奇属于应征之列。由此契机，杨士奇以布衣身份进入翰林院，充当了编纂官。不久，吏部尚书张紞考察编纂工作，发现杨士奇是个难得的人才，便将其提拔为吴王府审理副。朱棣经过靖难之役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为了保证政局的稳定，将杨士奇等人由翰林院选入内阁，参与国家的大政方针，同时杨士奇被晋升为翰林院侍讲，正式开始了从政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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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过多事之秋

　　在杨士奇墓右侧竖着一块两米高的墓碑，记录着他由一介寒士升迁至当朝宰相的一生。

　　永乐二年（1404），机遇再次光顾了杨士奇，朱棣选拔他为辅助皇太子的官僚，于是他和后来的皇帝朱高炽结下了难得的师友之缘。不久，杨士奇晋升为左中允（正六品官）。永乐五年再次升任左谕德（从五品官），辅助左春坊大学士承担太子的文件往还及学习的有关事务，同时兼任翰林院侍讲，承担为皇帝讲读经史的任务。朱棣由于对《周易》情有独钟，所以对杨士奇格外尊崇。

　　肖馆长认为，杨士奇步步高升与他做官灵活是分不开的，这一点他和大明另一才子解缙有所不同。

　　从《明史》记载的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朱棣即位之初，长子朱高炽、次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皆有意争夺皇太子之位，后来几经周折，才确定长子为皇太子。朱棣却偏偏对其颇有微词，宠爱悍勇好斗的朱高煦，这样朱高煦和朱高燧公开表示不满。在这场争斗中，杨士奇自然无法置身事外，但他采取了灵活的策略。

　　永乐九年朱棣北征回师，由于次子的谗言，有意找寻皇太子的过失，向杨士奇询问朱高炽的情况。杨士奇并不执意为皇太子辩解，只是说太子仁孝，凡有事宗庙，祭物、祭器皆亲阅，同时还总结说：“殿下天资高，即有过必知，知必改，存心爱人，决不负陛下托。”无意中表彰了朱高炽宽厚仁爱的个性。

　　结果在卷入争夺太子位的大臣中，杨士奇处境较好，虽被牵连下狱，但很快被释放，而不像解缙因为此事送了自己的性命，从而顺利地度过了自己从政生涯的多事之秋。

　　极力辅佐帝王

　　“后世对杨士奇评价较高之处在于，他极力辅佐帝王成为开明有为的君主，这一点十分难得。”肖馆长说。杨士奇与仁宗皇帝关系极为融洽。杨士奇也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极力辅佐帝王。

　　明仁宗朱高炽任监国时，御史舒仲成曾得罪过他，他即位后便想将其治罪。杨士奇认为这样做，将使言官不敢说话，朱高炽于是打消了自己的念头。大理卿虞谦、大理少卿弋谦也因上疏言事得罪朱高炽，由于杨士奇的调解才没有获罪。言路因此得以畅通，下情得以上达。朱高炽即位后，许多文武大臣歌舞升平，杨士奇却反其道而行之，让他居安思危，看到“流徙尚未归、疮痍尚未复、民尚艰食”的社会现实。朱高炽甚为感激，特地创制了“杨贞一印”赏赐给他。

　　他为减轻百姓负担敢于直言，不怕忤逆帝意而招致报复。明仁宗朱高炽下诏向各地“征枣八十万斤”，圣旨已下，但杨士奇据理力争还要皇帝更改，明仁宗同意减少一半。明仁宗的儿子明宣宗是个听得进忠告的英主，很喜欢杨士奇不怕忤逆、敢于直言的性格，曾微服夜行，到杨士奇住宅听他治理国家的意见，和他商议救灾之策，于是就下圣旨，减免租税，减少官田数额，审理滞留的冤案，淘汰皇家工程的徭役，全国百姓一片欢腾。宣德朝是明朝最好的时期，史书称为“仁宣之治”，政治清明而宽容，没有清“康乾盛世”的文字狱与人人自危的恐怖，这与杨士奇的同心辅佐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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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贤50余人

　　杨士奇还特别注意人才的选拔和政治的清明。

　　他向朱瞻基积极建议，纠察贪官污吏，举荐具备文才武略的人才，即使属于刑家子孙也不例外，并且规定凡三品以上及二司官都要积极为朝廷推荐人才，以便巩固朝廷的根基。前后经杨士奇举荐当官的有50余人，个个政绩显著，官声极佳，确有识人之明。

　　泰和县博物馆肖馆长认为，这般慧眼识人在历史上也不多见，杨士奇举荐人才比较有名的几个例子就包括：周忱，经他推荐任江南巡抚，总督江南税粮，后连任三届江苏巡抚，是明代著名的理财名臣；陈遁（1385－1462）也是江西泰和人，天资聪明，17岁时在县学就读被赏识，杨士奇认定他以后大有作为，1415年，陈遁参加礼部会试，考中了状元，在翰林院任编修得到杨士奇的指点，练就旁征博引的好本领。明正统九年，杨士奇去世，陈遁果然成为内阁首辅。在“土木堡之变”后，陈遁担当重任，出谋划策，调和将相，支持于谦抗战，使国家转危为安。

　　另一个最有名的就是于谦，他也是杨士奇极为赏识并加以重用的青年才俊。于谦不是江西人，而是浙江杭州人，26岁时在明宣德帝征讨汉王朱高煦叛乱中露出头角，杨士奇就举荐他出任河南、山西巡抚，时间长达19年，后来成为国家栋梁，杰出的民族英雄；况钟是江西靖安人，没有举人、进士功名，只是一个县衙小吏，在杨士奇的推荐下出任苏州知府，成为有名的清官与能臣；顾佐在杨士奇的举荐下任都察院都御史，不负重托，对各级官员进行严格考核，经宣宗批准，罢免了御史中32名行为不端和不堪胜任职务的人，推举了40几位清正廉洁而有作为的人担任御史，使得朝纲肃然，是有名的“铁面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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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被迫辞官

　　杨士奇一生当中最失败的事情，出现在他的晚年。肖馆长说。

　　杨士奇在北京任内阁首辅十余年，提拔官员数以百计，没有提拔自己的儿子杨稷，也没有给他在京城谋个肥差。杨士奇深知，他儿子不是读书的才，也不是当官的料，就让他在家乡江西当农民，还开了几家榨油坊，生活小康有余。然而，杨稷在当地受官员的追捧和奉承，慢慢变得骄奢淫逸，横行霸道，犯下了几宗人命案。有人就将杨稷在乡里横行不法的实情告诉杨士奇。杨士奇听后大吃一惊，不相信儿子会犯下如此大罪，杨士奇以扫墓之名回乡试探，杨稷知道父亲回乡，作了精心布置，结果杨士奇每到一个驿站，杨稷在百里之外就迎接，衣着朴素，很明事理，杨士奇看到的都是杨稷贤明的事，听到的都是友爱乡亲的话。到了杨稷家里，见是一片萧条，没有奢华陈设。父子相见，杨稷说他遵纪守法，地方官吏横行不法，他去阻挠反而遭到诬陷。有人忌恨父亲功名太盛，权势太大，就借故诽谤杨稷。

　　杨士奇从此后就不信其子会有恶行，再也听不到有关他儿子的真实情况了。此后，受害者接连上奏，而朝中对手王振又把攻击矛头直指杨士奇，上奏皇帝，要求绳之以法，朝廷确认他儿子在乡里打死多人，就将杨稷逮捕到京，关入大牢。杨士奇深感责任重大，请求皇帝准许自己辞职，这时杨士奇已经77岁，身患重病，如同风烛残年，知道儿子作恶多端的真相后，忧心如焚，积郁成疾。翌年，撒手人寰。

　　后世对此事有多种说法，有人认为杨士奇对儿子从溺爱转为纵容，成为一个糊涂父亲，成为罪恶的保护伞。但泰和县博物馆肖馆长认为，从杨士奇的家教记载来看，对待后辈要求极严，最大可能是杨士奇在朝为官其子却在老家，路途遥远难以管教，难免被儿子蒙蔽，也使得这件事情成为他一生中最失败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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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循（1385—1462），字德遵，号芳洲。泰和县澄江镇城东人。明永乐十三年乙未科状元，官至太傅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兼华盖殿大学士。他一生有过辉煌，也有坎坷，最后含冤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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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镃（1393.8—1464.6），字孟勤，今泰和县马市镇西洲村南坑人。明宣德二年（1427）进士，宣德八年（1433），宣宗命杨溥选三科进士，拔二十八人为庶吉士，镃为首。英宗即位，授编修，正统三年（1438），进侍读，之后，代李时勉为国子监祭酒。“土木堡之变”后，英宗被俘，国中无君，群臣建议立皇太子正位东宫，以郕王辅之，于是太皇太后下诏，立英宗年仅二岁的独生子朱见深为皇太子。郕王朱祁钰登上皇位后，认为子承父业天经地义，要求廷臣讨论易立太子。萧镃说：“无易树子，霸者所禁，况天朝乎。”不赞同代宗的意见，但代宗执意改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没有听从他的规劝。景泰元年（1450），以年老体弱辞职，监丞鲍相率六馆生连章上表挽留，代宗准奏。次年，以本官兼翰林学士，与侍郎王一宁并入直文渊阁。景泰三年，晋升为户部右侍郎，仍兼原职。《寰宇通志》成，进为户部尚书。代宗病重时，诸臣讨论迎复宪宗正位东宫（此时为被废太子，降为沂王），李贤私下问萧镃，他回答说：“既然退了，就不宜再复位。”因此，英宗复位后他被罢职回乡。天顺八年（1464）去世，成化中复官赐祭。
　　萧镃学问渊博，文章尔雅，然而性格猜忌，遇事多退避。著有《成钧集》、《祠垣集》、《尚约居士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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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镃（1393.8—1464.6），字孟勤，今泰和县马市镇西洲村南坑人。明宣德二年（1427）进士，宣德八年（1433），宣宗命杨溥选三科进士，拔二十八人为庶吉士，镃为首。英宗即位，授编修，正统三年（1438），进侍读，之后，代李时勉为国子监祭酒。“土木堡之变”后，英宗被俘，国中无君，群臣建议立皇太子正位东宫，以郕王辅之，于是太皇太后下诏，立英宗年仅二岁的独生子朱见深为皇太子。郕王朱祁钰登上皇位后，认为子承父业天经地义，要求廷臣讨论易立太子。萧镃说：“无易树子，霸者所禁，况天朝乎。”不赞同代宗的意见，但代宗执意改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没有听从他的规劝。景泰元年（1450），以年老体弱辞职，监丞鲍相率六馆生连章上表挽留，代宗准奏。次年，以本官兼翰林学士，与侍郎王一宁并入直文渊阁。景泰三年，晋升为户部右侍郎，仍兼原职。《寰宇通志》成，进为户部尚书。代宗病重时，诸臣讨论迎复宪宗正位东宫（此时为被废太子，降为沂王），李贤私下问萧镃，他回答说：“既然退了，就不宜再复位。”因此，英宗复位后他被罢职回乡。天顺八年（1464）去世，成化中复官赐祭。
　　萧镃学问渊博，文章尔雅，然而性格猜忌，遇事多退避。著有《成钧集》、《祠垣集》、《尚约居士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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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直（1431—1511），字正言，今泰和县沙村镇高垅村委尹家村人。明景泰五年（1454）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成化初（1465），充经筵讲官，参与纂修《英宗实录》。因代宗（即景泰皇帝）朱祁钰，是在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后，国家危难的特殊情况下，由郕王临时拥立的皇帝，在病重时又被英宗复辟推翻。而当时在位的宪宗为英宗之子，所以《英宗实录》总裁为讨好皇帝，欲革去景泰帝号，并引汉朝昌邑、更始二人为例。尹直不以为然，他辩说：“《实录》中有初为大臣，后为军民者。方居官时，则称某官某，既罢去而后改称。如汉王朱高煦以谋逆降庶人，其未反时，照样称为某王或王叔。岂有在他谋反之前，而即降为庶人之称谓者哉！且昌邑王刘贺因不学无术，做事荒唐，登帝位仅二十七天就被废黜。景泰帝则为宗庙社稷主七年。更始帝刘玄乱世称帝，没有受命于任何人，景泰则策于母后。当时定倾危难之中，无帝则京师非国家有。虽易储失德，然能不惑于卢忠、徐振之言，卒全两宫，以至今日。其功过足相准，不宜去帝号。他入情入理的陈述令人信服，至使景泰帝号得以保留。书成后，升为侍读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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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崧（1321—1381），字子高，原名楚，号槎翁，今塘洲镇龙口村横塘（珠林）人。

刘崧赋性仁孝纯厚，而颖悟绝人，五岁能诵，七岁能诗，家贫力学，天寒无火炉，手冻得开裂，仍执笔作文。小时在父亲执教的蒙馆就学，长年苦读。他父亲夜寝时闻鸡鸣声，要他以此为题作诗，他脱口而出：“一鸡啼罢众鸡啼，草树微蒙曙色稀，唤醒人间蝴蝶梦，起看天上火龙飞。”其父惊叹：“是子他日必大任也。”

元至正丙申（1356）中举，洪武三年（1370）举经明行修科。明太祖朱元璋在奉天殿召见，授兵部职方司朗中，不许他以国为名，遂改名崧。奉命往镇江征粮，镇江多功臣，田租赋税不均，人民负担甚重，刘崧极力上奏，方得减轻。升任北平按察司副使。皇帝诏令说：“尔以忠勤事，朕则简（拔）在帝心亦有日矣，但北平前元故都，民杂五方，当新造之日，犹难整理，吏乏长司，公持宪纲，镇定务宽，以存大礼”。他到任后轻刑省事，招集流亡人员，安排复业，立文天祥祠于学宫之侧，以励世风。又在学宫门口刻字勒石，昭示各府县不得以徭役繁累民众。之后一年多，为奸臣胡惟庸所忌恨，因事被告坐罪，未几释放还乡。洪武十三年（1380）春，胡惟庸被诛，征用为礼部侍郎。皇帝诏令说：“务得通古今，博群书，明于礼而善周旋者，乃为称任”。四月升任吏部尚书，时雷击谨身殿，明太祖召集群臣论得失凶吉，崧对以修德行仁。不久因年老辞职。洪武十四年（1381）三月，又召为国子司业，赐鞍马，令朝夕晋见。洪武十四年（1381）六月四日得病而逝，终年61岁，帝命有司治殡殓，亲自撰文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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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直（1379—1462），字行俭，别号抑菴，泰和县澄江镇西门村人。

他自幼端重，虽家贫而好学。永乐二年（1404）中进士，改庶吉士，与曾棨、王英等二十八人同读书于文渊阁。皇上欣赏他的文章，命入阁起草诏书，不久授修撰。洪熙、宣德年间（1425—1435），升任少詹事兼侍读学士。正统三年（1438）《宣宗实录》修好后，进礼部侍郎，学士如故。正统五年（1440）出任部事，尚书胡濙将部务都交他办理，他处理得井然有序，工作能力得到展现。正统八年（1443）正月代郭琎为吏部尚书。

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蒙古瓦剌部在首领也先的统领下，大举南侵，英宗皇帝在宦官王振的鼓动下决定亲征，王直率领廷臣力谏，说：“国家备边最为谨严。谋臣猛将，坚甲利兵，随处充满，且耕且守，是以久安。今敌肆猖獗，违天悖理，陛下但宜固封疆，申号令，坚壁清野，蓄锐以待之，可图必胜，不必亲御六师，远临塞下。况秋暑未退，旱气未回，青草不丰，水泉犹塞，士马之用未充，兵凶战危，臣等以为不可。”英宗不从，只听信太监王振的蛊惑，领兵亲征，命王直等留守。结果英宗在土木堡兵败被俘，京都危急，人心恐惶。王直率群臣请太后立皇子朱见深为皇太子，命郕王朱祁钰摄政。为安定人心，又劝郕王即皇帝位，是为代宗。王直自认为军事才能不及于谦，守城大事交于谦负责。于谦终于打退了也先对京都的进攻，局势得以稳定，王直被封为太子太保。景泰元年（1450）也先派使臣来京议和，答应送还上皇（代宗继位后，尊英宗为上皇），礼部议而不决，而代宗考虑到迎回英宗对自己帝位的威胁，不肯派使臣。不久，瓦剌别部阿剌（均为蒙古族）也派使臣来议和，代宗在文华殿召集大臣，说明应予以拒绝的理由。王直则坚持应遣使议和，迎回上皇。他说：“一定要派遣使者前往，否则将后悔终生。”代宗听了很不高兴。群臣退出后，太监兴安追出殿门大叫道：“你们坚持派遣使臣，你们当中有像文天祥、富弼这样能当大任的人吗？”王直大声答道：“廷臣惟天子使，既食其禄，敢辞难乎！”后决定派李实、罗绮前往。不久，瓦剌可汗脱脱不花及也先使臣先后到京，要求再派使臣同去商议。因王直支持，代宗同意增派杨善。后经过几次交涉，由杨善迎回上皇。景泰二年（1451），也先遣使入贡。王直主张一面整饬军事，加紧边防，一面互通使臣，代宗深表赞同。景泰三年（1452年）加封少傅，不久兼任太子太师。景泰七年（1456），代宗有病，奸臣徐有贞、石享等乘机迎上皇朱祁镇（英宗）复避，王直退休回乡。

素衣々樱花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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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晅（1396.12—1461.5），字仰善，号雪崖，泰和县澄江镇城西人。

肖晅受学于御史任敬敏、学士曾鹤龄二公门下，中永乐二十一年癸卯科（1423年）乡试（举人），于明朝宣德二年（1427年）进士及第，殿试二甲第二名，第二年擢南京吏部主事。十年任期届满，升北京刑部郎中，后以本部金尚书举荐升云南按察副使。他为官廉明，有贤声。当时边境有警，肖晅奉旨清剿。他采取剿抚并用的办法，宣传朝廷德政，安抚民心，执其首恶治罪，其余协从者不问，致使动乱及时得到平息。又有一个千户所的长官，以斗殴伤人被起诉，牵涉到一百多人，致使多年不决，肖晅审问一次就了解实情，并妥善进行了处理，平反者甚多。景泰元年（1450年）授云南右布政。云南处于边远之地，供需常超越规定，肖晅尽可能地给予裁减节省，说：“官员的俸禄自有规定，哪可以随便地开销呢？”后授湖广右布政，不久升为湖广左布政使。当时工部在打造漕船，终年劳民，肖晅对有关官员说：“积存木料数以万计，加重了人民的赋税，应向工部如实反映情况，以减轻人民负担。”使得臣民的工役得到缓减。天顺四年（1460年）朝见皇上后，吏部奉旨考核遴先才行卓越有政绩者，他为十人之一，被大宴于礼部，并赐金织衣一套。由此，他被提拔为两京礼部尚书。天顺五年（1461年）五月在南京因病去世，皇帝甚悲，辍朝一日，命礼部谕祭，工部治坟。《明史》称他持重、忠厚、廉洁、多谋，但不善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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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中和（996—1074），泰和螺溪镇爵誉村人，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进士。至和元年持节奉使仁庙，受敕避帝号讳，宋仁宗御笔亲易名中复。

他二十八岁入仕，从政四十多年。由太常博士知英州时，爱民有德政，断大事虽豪贵不避，它州邑有疑狱久不决者，总是移送到英州审理，因明断而人人折服。为此，宋仁宗特敕“遣恤刑狱，圜扉澄清”八字以褒扬。提升为朝奉大夫，尚书屯田员外郎，散骑都尉，赐绯鱼袋。当时，昆季（兄周伦仕承议郎、周僭仕通议大夫）叔侄（侄周烈官学士大夫）并列朝班，宋仁宗侈称之，特赐里名“爵誉”，坊旌“儒学”。治平二年（1065），因年老乞归。曾巩《送周屯田郎序》云：“士大夫登朝廷，年七十上书去其位，天子官其一子，而听之，亦可谓荣矣。”

告老还乡后，他念先祖周矩创筑槎滩、碉石二陂之艰难，而守成之不易，将周矩、周羡所置山地、田、塘交由诸有业者经营，供修陂之需，以图永久。于皇祐四年（1052年）撰文立碑，继先续励后世，曰：“先公之善，不待一乡而已，为子孙者，当上念祖宗之勤，而不起纷争之畔，均受陂之利，而不得专利于一家，宁待食德之报，而不必食田之获。”如今刻于宋皇佑四年的《槎滩碉石二陂山田记》碑仍作为历史见证镶嵌在周氏宗祠“久大堂”的墙壁上。自此，加强了陂事管理，使陂渠得以保全，千余年而不倾圯，周中和之功不可泯。他家宗祠的一幅盈联就是真实写照：“槎碉惠民德千秋南唐矩公创业，爵崇誉隆吉万代北宋中和承恩。”他致仕家居，手不释卷，孜孜不倦，日课子弟讲读。

黄山谷时任县令，亲笔书题：“儒学坊”匾，并赠诗赞曰：“公仕归来特恩里，儿童灯下读书斋，西昌惟有周中复，盖世功名百世佳。”

周中和毕生以德修身，以仁为本，其出则福国泽民，处而奉先迪后，公而忘私，情操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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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是修（1354.4—1402.6），名德，字是修，泰和螺溪镇爵誉村人，为水利学家周矩后裔。

周是修少孤贤，六岁丧父，与母彭氏相依为命。稍长，受教于本乡胡渚樵先生，几年后又丧母，孑然一身无所归。先生观其气质非凡、好学上进，就将孙女嫁给他，后又从学于国子学禄肖执先生。洪武乙亥（1395）春，因通晓诗经荐于朝，授霍邱县学训导。入见太祖皇帝，太祖问：“家居何为？”答：“教人子弟，孝弟力田。”帝喜而留之，授周王府奉祀正，侍皇太孙讲读，待之如上宾。第二年随王出巡漠北，出居庸关，抵黑山。他思若涌泉，应对作赋挥笔立就，十步成七言四韵诗，深受周王嘉许，升纪善。建文元年（1399），有人告发周王不守法纪，致使其属官大都下狱。周是修因曾多次劝导周王而幸免，后改衡王府纪善，衡王是惠帝的同母兄弟，尚未就藩，于是周是修留在京师。入翰林纂修，好举荐贤才，多次陈论国家大计及指斥有些官员误国。

建文四年（1402年）燕王朱棣靖难之师已渡过长江，驻金川门。次日，京城失守，见大势已去，本着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事二夫的理念，决心以身殉帝。他留言给家里，同其友杨士奇、江仲隆、解大绅、胡光大、肖用道等告别，并交付后事。暮时穿戴整齐，入应天府学宫，拜先师毕，自缢于尊经阁，年仅四十九岁。第二天，众臣推戴燕王朱棣登上皇帝宝座，即明成祖。几个月后，御史陈瑛上奏说：“是修不顺天命，请加追戳”。皇上答曰：“彼食其禄，自尽其心，勿问”。没有追究。清乾隆时赐谥节愍。

“是修内贞外和，有孝友忠信之行，非其义不苟取，襟怀坦明，洒落而冲澹，悠然其学，上自经史百氏，下至阴阳医卜之说，靡所不通”。（杨士奇《周是修传》）。文章“风骨棱棱，溢于楮墨，望而知为忠臣义士之文”。著述有《刍荛集》、《观感录》，《类编论语》二卷，《广衍太极图》一卷，《诗经小序及诗谱集义》三卷、《纲常懿范》十二卷及《诗谱》、《家训》、《进思集》等。世人称其：“节足以励世，文足以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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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矩（895—976），字必至，号云峰，原籍金陵（南京），泰和南岗周氏始祖，五代后唐天成二年（927年）进士，官至西台监察御史，中国古代水利名家。

周矩生活在五代十国我国历史上社会非常动乱的时期，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改朝换代频繁，安居乐业艰难，尤其作为大都市的金陵，更是动荡不安。为避唐末之乱，于天成末年（930年），周矩携全家老少，跟随在吉州任刺史的女婿杨大中从南京迁徙到泰和县万岁乡（宋改信实乡，现为螺溪镇）这一比较安定的乡村定居。他买了几亩田土，期望过上安定、悠闲的田园生活。可他寓居农村，更能体察基层民众的劳作和生活，当看到当地民众比较贫穷，甚至衣食无着时，忧国爱民之心使他坐不住了。他要弄清缘由，问个究竟，为民解难。某年初夏的一天，他见几个光着被太阳晒得黝黑膀子的老农在树下乘凉，便走过去攀谈起来。他问：“老伯，这里土地肥沃，人也勤快，可为何绝大多数人吃不饱、穿不暖、住茅房，生活如此清苦？”老农回答说：“先生，你不知道呀，当地水利条件差，水源缺乏，种田全靠天吃饭，遇到旱年颗粒无收，丰年也因缺水一年只能种一季，且旱年多于丰年，虽沃野千亩又有何用？今年看来又是旱年哟。”“你们采取了什么措施吗？”“我们年年烧香拜佛，扛菩萨做法事，但无济于事呀！只怨我们命苦，出生在这个鬼地方。”另一面黄肌瘦的老农无可奈何地说。“哪为何不兴修水利引水灌溉？我们应当相信科学。”老农回答说，“我们历来靠老天爷帮忙，何况没钱难办事，又无人组织，如何修水利？许多人只得背井离乡，外出谋生，如今万岁乡是百业凋零。”一席话说得周矩忧心忡忡，茶饭不思，接连几日他都深入田间地头作认真的调查研究，盘算着兴修水利造福乡民之事。但需要一大笔钱，并且兴修水利费时费事。思量再三，他决定独家承担这一造福民众之事。当他将想法同家人一说，立即遭到多数人的反对，虽说家里有些积蓄，算是大户，但一家人日后过日子要开销，还不如到县城去开店做生意，怎会做赔本的买卖。周矩是一个有主见敢作为的人。他最终说服家人，毅然开始兴修水利这一义举。

此后，周矩不顾风吹日晒雨淋，考察水源和地理环境，足迹踏遍了螺溪、禾市、桥头等乡、镇的山山水水，经过考证，决定采取筑陂引水的方式，将氵邕水引来灌溉。公元937年冬，经慎密选址，精心筹措，独家出资，在氵邕水上游的槎滩村畔，以木桩、竹筱压为大陂，长一百余丈，横遇江水，开洪旁注，创筑槎滩陂；并在其下七里许筑减水小陂碉石陂，储蓄水道，使无泛滥；开渠三十六条，灌溉高行（今禾市镇）、信实（今螺溪镇）两乡农田六百顷（合9000亩）。当清澈的河水顺着沟渠流入干旱的稻田时，乡民们高兴得敲锣打鼓，载歌载舞。从而使易旱之地旱涝保收，皆成丰收良田。又购置山参口山和城陂筱山，将每年山上的收入供维修陂渠之用，使筑陂不侵用他人之财物，修渠不花费别人之钱粮。并规定，陂为二乡九都灌溉公陂，不得专利于周氏。他这一创举，惠及千万农民，使他们解决温饱，摆脱贫困。

槎滩陂历经一千余年，经过历朝历代的多次维修，不断得到拓展和完善。解放后，泰和县政府又进行了三次规模较大的扩修，至使这一古陂灌溉面积达6万亩，至今仍发挥着效能。

为开发民智，倡导科学，周矩在乡间还创办义学，教书育人，开启了崇尚科学，破除迷信之大门。

周矩凿山筑陂、疏山导流、挖渠引水、造福人民，使旱灾频繁的高行、信实两乡，变成了吉泰盆地鱼米之乡，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不但乡民称颂，且得到皇帝的嘉擢，南唐元宗保大甲辰（944年）春，被晋封为金陵西台监察御史。

他在江南地区的水利建设史上，谱写了辉煌的篇章。

槎滩陂（含周矩墓）于2006年12月公布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