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有房住,看得起病，孩子有书读，这里就是家 教育：
面向农民工子弟的“贵族学校”零收费
父母有劳动合同孩子就能免费读书
接送农民工子弟上下学的“长鼻子”校车。 泉州经济开发区实验学校是全国第一所专门招收农民工子弟的公立学校。学生90%以上都是外来工的子弟，户口所在地包括全国23个不同的省市，以四川、重庆、江西、湖北等省市的学生最多。
校长李成效说，学校刚建成时，贴出招生告示，却无人问津。在路上找了几个外来工问，对方说：“你们那么好的学校，我们的孩子怎么读得起。”
后来，学生越来越多，不停地扩班，原计划每个年级4个班，目前，最多一个年级已经有9个班。学校自己开办美术、书法、摄影、音乐各种免费兴趣班。在初中阶段，还根据学生成绩在正常教学外，开办了好、中、差三个“走读班”，满足学生拔尖、补差的需要。
学校现在招生条件很简单，就是学生家长与当地企业签有劳动合同，或者自己是拥有营业执照的个体户。开发区许多企业招工时的主标语就是“子女免费接受贵族教育”。
学生几乎都来自方圆5公里内，但学校还是购买了8辆高标准的“长鼻子”校车，接送家较远的学生。
学校现在每年花费1000万元，但实现了“零收费”。
完全免费的古筝课。 他们对泉州比对家乡更熟悉
学校是2008年开课的，那一年，来自四川地震灾区的初一学生傅红月参加了泉州中学生演讲比赛，年龄最小却获得了一等奖，许多评委现场流下了泪水。她演讲的题目是《我梦想成为泉州人》。
记者问过多位四年级的孩子是哪里人，他们第一反应是回答居住的小区，其次是父母所在的厂。只有问“老家是哪里”，他们才会说“四川、江西”，至于更细致的地名，他们大多不知道。实验学校专门开展了“融入教育”，内容主要是闽南文化历史，以及“如何成为现代城市人”。陈紫羡和林亚宁分别是三年级两个班的班主任，她们说，孩子虽然来自不同的省，但并不会因“老乡”而扎堆。
曾有企业提出，要给学校捐款捐物，名义是“关爱外来工子女”，学校拒绝了，因为“不能让学生觉得自己特殊”。
曾经有一些孩子随父母转学回老家，但最终又转回来，他们说，老家的教具只有黑板和粉笔，不像这里有投影等现代化教学设备。老家只开语文数学两门课，这里却有11门课。他们的父母也大都又回到开发区工作。
17岁的陈艳梅在这所学校读初三，她从小在这里长大。几个月前，父亲的工作变动到了广东潮汕，她也转学过去，却发现那里的同学说话她根本听不懂，于是又转回到实验学校。目前，她住在伯父家。陈艳梅希望通过不久后的中考，在泉州读高中。李成效校长说，陈艳梅的户口虽不在泉州，却在福建省内，因此，她在泉州读高中参加高考没有什么困难。可许多成绩优异的学生，则必须回户口所在地参加高考，初中毕业后“流着泪也得回老家去”。比如曾演讲获奖的傅红月就回了四川老家。
不过，这一难题在泉州目前已经出现了破解的办法——“异地高考班”，实现这一突破的是泉州属下晋江市的一所民办学校……
为外来工子女提供师资和经费
晋江的情况，在泉州比较特别。泉州和晋江相关政策均为“义务教育阶段，按照就近入学的原则，无条件接纳外来农民工子女入学。在报考高中时同本地初中毕业生一样都可报考各级达标中学、普高、综合高中和职业学校。”但在晋江，并非所有的外来工子弟都能进入公办学校，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泉州外来工占总人口的25%左右。而晋江作为泉州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人口200万，外来工占总人口的50%以上，出现了“倒挂”。外来农民工子女达18万人，占学生总数的55.69%。
当地教育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晋江市财政对公办学校接受外来工子女就学，学生公用经费按本地生标准拨付。市编制、人事等部门按本地生标准为外来工子女配备教师编制，小学阶段外来工子女占编制5100多人，每年市财政为此的负担超亿元。但原有学校本身容量有限，在大部分公立学校外来工子女的数量达到学生总数的40%—60%的情况下，仍有一些外来工子女无法进入公立学校。因此就产生了十几所民办外来工子弟学校，这些民校可以享受政府小学阶段每个学生240元/年，初中阶段每个学生360元/年的补助。
用老家教材的“异地高中教学班”
荆山外来工子弟学校是晋江十几所外来工子弟学校里的“明星”，设施比较简陋，却搞出了很多创新。校长陈碧阳介绍说，学校的创办人温玉泽是重庆人，在泉州从事建筑行业多年，他的孩子当年因为要回家乡高考而没考好，温玉泽就决定自己创办一所学校。
学校创立于2007年，在2009年设立了高中部。2009年秋季，晋江市教育局批准该校试办“四川、重庆、安徽、江西籍学生高中教学班”。这些学生虽然在这里学习，但他们通过“联合办学”模式，在户口所在地学校也拥有学籍。荆山外来工子弟学校按照户口所在地将他们编成班级，在教学上采用与所属省份学校完全一致的教材、教辅、复习资料和试卷。
高三学生田燕，老家在重庆酉阳，小学6年级来到泉州，从初中开始“和本地学生一样不用交学费”。但从进高中那一天起，“就明白迟早会回去”。可她根本不想回去，因为“想和父母在一起”，另外“所有的朋友都在这边”。故乡留在她记忆中的只剩下一个场景“一群小伙伴在河里玩水，我记得他们笑的样子”。如果有人问是哪里人，田燕会犹豫一下然后解释，而“从幼儿园开始都在这边”的同学会说自己是泉州的，只有少数高中才过来的同学会说出老家所在地。大学想考哪里的大学呢?田燕说厦门、福州，反正都是福建的……
泉州市总工会法律和保障部部长吴章伟告诉晶报记者，泉州工会“金秋助学”活动把读大学的外来工子女纳入了自己的帮助范围，一旦确定其家庭确实贫困，就给予这些读大学的孩子每年5000元的资助，直到毕业，名额数以千计。
农民工子女大学毕业以后会回到泉州吗?又会遭遇什么?去年才毕业的梁少华用自己的经历作出了回答……
刚毕业的梁少华和母亲在同一家企业工作，分了一套三居室的住房。 住房：
拥有自己房子不再是梦想
新员工一进企业就分到了三居室
梁少华的父母都是外来农民工，在泉州一直租房居住。半年多前，梁少华大学毕业，进入泉州德化县得盛集团。3个月前，梁少华的母亲也进入这家企业工作。
得盛集团分给她们一套三室两厅两卫100多平方米的房子，这房子成为梁少华一家5口人的家。梁少华说去其它城市工作的同学们住的大多是四五个人一间的宿舍，都很羡慕自己。
得盛集团职工服务中心主任郑建旺说集团员工大都居住在公司旁的“职工公寓”里，最小也有一室一厅，两室一厅和三室一厅是主力户型。
得盛集团的职工90%是外来农民工，其中30—40岁的约占25%，40—50岁的约占60%。40%的员工在集团工作了10年以上，工作了5年—10年的则占25%。得盛集团公司做瓷器，逐渐从“一条窑”发展到现在的“四条窑”，许多工序要靠手工，老员工一直是公司的财富。
2005年前后，为了稳定员工队伍，公司决定修建职工公寓，德化县政府也出台了相关政策，允许企业用部分工业用地修建职工公寓，公寓给员工住只象征性收点租金。
最近，有一些老员工年龄到了56、57岁面临退休，公司领导曾考虑把房子卖给工作了5年以上的老员工，每平方米收1000左右的成本。但政府认为房子的性质不是商品房不能卖，所以也就没有施行。公司现在的想法是：老员工退休后，可以继续居住，公司再建一些新公寓给新员工。
德化县规划建设局副局长林其逊告诉晶报记者，得盛集团的职工公寓实际上是属于公共租赁房，共204套。德化县近3年开工建设公共租赁房1600多套，分别由企业和政府管理。目前不能出售。
类似这样企业出资建设的职工公寓，在泉州主城区、开发区、晋江等地都有不少。
“全国一盘棋，农民工住房问题会更好解决”
得盛集团职工公寓旁有另一个小区，叫“宝美职工公寓”，得盛集团有十几名员工2008年在这里买了房，价格是每平方米1535—1685元，德化很多商品房现在已经卖到了6000元乃至更高。
德化县规划建设局副局长林其逊告诉晶报记者，“宝美职工公寓”有633套，属于政府限价房。当时发售的时候，对外来工只设置了一个门槛即“在德化工作满3年且3年内没有犯罪纪录”。目前，德化的许多限价房、保障房项目都在建设中，数量达到1800多套，更有数千套限价房、保障房在规划中。
林其逊告诉晶报记者，德化之所以在外来工住房方面走在泉州各区前列，是因为德化两个城关镇的企业里，聚集了德化90%以上的原农业人口，“住房问题必须解决”，而且通过解决住房问题，可以把这些农民工在德化乡下的宅基地转化成耕地，“拆原来的房我们就给一个购买保障房的名额，再给一些补助”。在本地人占农民工总数80%以上的基础上，“对外市外省的农民工也就不设什么苛刻条件了，他们也是为德化作了贡献的”。
林其逊还说，如果能全国一盘棋地考虑农民工家乡的土地、房屋和在城市的住宅之间的关系，问题可能会好解决得多。
德化之外，整个泉州的经济适用住房都将具备一定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列为申请对象，“中级职称以上人才”在泉州市区工作满5年以上、或持有泉州中心市区《暂住证》满8年以上的外来务工人员可购买经济适用房。
在泉州主城区，多个经济适用房、限价房项目业主中有20%—30%为外来农民工。
医疗：
每月交3元可报销4万元
子女教育、房子之外，医疗是农民工关注的另一个主要问题。
因为医保缴费数额高且不能转移，泉州许多企业乃至许多农民工不愿意缴纳，而各地的职工服务中心受理的请求，80%是因为生病……
经过反复调查，泉州依托总工会建立了农民工互助医疗制度，每个农民工每月只需要缴纳3元钱，一旦生病就可以享受最高4万元的报销额度，超过4万元，还可以提出申请，互助医疗还给予患病农民工每天30元的生活补助。目前，泉州全市每年报销额度超过4万元的农民工只有10名左右，因为人数少，他们的问题大多可以通过发动捐款等方式“特事特办”解决。
企业老板：
人心创造效益
泉州晋江奥金针织服装公司董事长丁明权告诉晶报记者，自从他拿出公司20%的股份，分给包括清洁工在内的所有员工后，公司的效率提高了30%，损耗降低了5%，利润提高了10%。
得盛集团职工服务中心主任郑建旺告诉晶报记者，职工入住职工公寓后，集团没想到的一个结果出现了：公司的效益忽然上升了10%。
企业和社会为员工做的一切，包括住房、股份，甚至一次旅游，都能从企业随后的生产中看到奇异的效果。
丁明权说，他的企业是从很小一步步做起来的，员工也是一个个进来的，所以，他认为每个员工都有自己的价值。“一线城市很多大企业是外资一次投入，一下子就招几千上万人，他们没有这种感觉。”
在得盛集团，一个家庭最多同时有6口人在一起工作。郑建旺说，他不能理解许多一线城市的大企业不允许亲戚甚至老乡在一起工作的做法。家里人以老带新，技术进步得更快。
泉州许多企业老板、政府官员都向晶报记者提到，泉州2000年前后用工环境不那么好，欠薪事件时有发生。经历了一轮用工荒后，2005年开始，从企业到政府都为外来农民工做了大量的事，泉州的用工状况随之出现了可喜的改变。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孙健敏说：“农民工的主观生存感受记录了整个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作为转型期中国的一份子，农民工身上负荷了多重角色，而他们的努力，最直接承担了整个社会转型的成本，包括社会成本和心理成本。”
人心是有成本和价值的，有成本就有付出，有付出也就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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