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明相杨士奇

杨士奇（1365—1444），名寓，字士奇，号东里，今泰和县澄江镇城东人。

杨士奇一岁丧父，四岁时随母亲改嫁同里罗性，字子理。罗子理当时举进士，为德安府同知。这样，幼小的士奇跟随继父、母亲一起到了德安。九岁时（1373，洪武六年）罗子理“因事坐累”，被免职并充军陕西（后来终于陕西），杨士奇母子回到了老家，一起恢复了杨姓。幼年的士奇是个极聪慧的孩子，平时他“偶对话多奇绝”。曾被亲友们称为“千里驹”。他学习非常认真，据载：士奇在书院“读书作字，心不外驰，诸生以弄事，百方挑之，未尝一顾。”由于战乱家贫，士奇没有书，所学的《四书》、《五经》、《左传》都是自己一笔一划手抄的。十五岁时，他便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教书生涯。他不但在本县的碧溪、沙村教书，还游历到章贡郡的琴江县和湖北的江夏（今武昌）教书。

明建文元年（1399）正月，朝廷的征召命令改变了杨士奇的现实生活，并决定了他的后半生，这一机遇，使他的政治抱负有了得以施展的机会。据载：“是月，敕修《太祖实录》，以礼部侍郎董偏、王景为总裁官，太常少卿廖高逊副之，召国子博士王伸、汉中府教授胡子昭等。时杨士奇以布衣被荐，征为教授，方行，修撰王叔英复以史才荐，遂同召，俱授翰林编纂官；上复命侍讲学士方孝儒而总其事。”（《明通监·惠帝建文元年》）从此，杨士奇便从民间步入仕途。这是他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不久，建文帝命吏部测试史馆的儒生，吏部尚书张沈看到士奇的试卷，称赞他说：“这不是只会读死书的一般儒生。”于是奏请第一，授士奇为吴王府审理副，仍在史馆供职。成祖即位，改任编修，接着被选入内阁，掌管机务，几个月后进为侍讲。永乐二年（1404）升为左中允，永乐五年（1407）进左谕德。他居官谨慎，从不私下议论朝廷政事。永乐七年，成祖巡察北京，临行前把一个重大而艰危的工作交给了士奇等人：他留下皇太子在南京监国，而命令士奇、蹇义、黄淮等辅佐太子。当然，这是一种异乎寻常的信任，可是不少事情往往又事关大局，不得不极其谨慎，士奇此时便有了展示他政治才能的机会。他凭着自己的才干和忠诚，赢得了太子（即后来仁宗）的那种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永乐十二年（1414）成祖再次北巡，仍留士奇辅佐太子。永乐十五年（1417）进翰林学士，永乐二十年改左春坊大学士。

仁宗即位（1424年），升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仁宗在便殿召见蹇义和夏原吉两位大臣，议论朝政。士奇正好去晋见，仁宗对两位大臣说：“新任华盖殿大学士进来，必有好的意见，你们不妨一起听听。”士奇说道：“前天下了诏书，减少宫延供应物资，今天惜薪司却传旨照样征集红枣80万斤，与前天所下诏书不一致。”仁宗立即传旨减少一半。

有一次，仁宗征求杨士奇治国施政之策，杨士奇大胆上奏：“皇上要广开言路，废除诽谤罪。知民情、察民意，是政通人和、社会安定的重要措施。”仁宗接受他的建议，设立“宏文阁”，下诏群臣“求直言，言时政阙失”，基本上做到了言行一致。一日上朝，仁宗将一本歌颂皇恩浩荡、太平盛世的奏章让大家传阅，群臣都阿谀附和，声声喝彩，蹇义说道：“陛下即位以来，所行的都是仁政，百姓再没有科敛徭役之苦，现在真是治世呀！”惟杨士奇有“杂音”，他说：“虽然陛下恩泽天下，但因多年国兵，百姓颠沛流离，疮痍未平，温饱难得，不休养生息数年，何能四海升平？”仁宗赞同杨士奇的看法，批评吏部尚书蹇义等人说：“朕待卿等以至诚，希望能匡正辅佐，只有士奇曾五次上奏言事，而你们只会歌功颂德，难道朝廷没有一点阙失？天下真的太平了？”他认为士奇这人忠诚可嘉，便又升他为少保，然后赐他与杨荣等每人一枚刻有“绳愆纠缪”的银章，以示自己的纳谏决心。

杨士奇出身寒门，有三十多年的平民生活经历，深知民间疾苦。为相之后，常以国计民生向皇帝进言，引导皇帝采取一些“宽政恤民”的积极措施，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宣德五年（1430），许多地方接连遭受水旱灾害，宣宗召士奇商议下诏宽恤，免除灾区的赋税及欠官方亏额。士奇又请求将过去所欠赋税和薪刍钱一并免除，并减免官田租额，平反冤狱，淘汰工役。宣宗一一采纳。

宣宗死后，英宗继位，年方9岁，太皇太后秉政。太后推心置腹地信任杨士奇、杨荣、杨溥，军国大事都派人先到内阁请“三杨”商议，提出意见，然后才作决定，史称“政归三杨”。

正统初年，士奇就说：“瓦剌渐强，将为边患，而边军缺马，恐不能御，请于附近太仆寺关领西番贡马。”亦悉给之。在这里，杨士奇充分估计到瓦剌和阿鲁台入侵的可能性及严重性，他不但警告了英宗，而且也提出了一些具体可行的军事措施。我们不得不承认他在这方面的远见。当时英宗宠信宦官王振，王振挑唆英宗打击正直大臣，随意将大臣逮捕治罪，并阴谋攻倒杨荣，士奇从中劝解，才得以保全性命。不久，杨荣病逝，杨士奇和杨溥逐渐被孤立。再过两年，太皇太后病死，宦官王振势力日盛，大作威福，百官稍有不合意，就逮捕治罪。杨士奇年老力衰，无力制服王振。士奇病故后，瓦剌兵在也先的统领下果然侵犯边境，王振鼓动英宗亲征，由此引发了历史上有名的“土木堡之变”，英宗兵败被俘。

杨士奇遇事谨慎稳重，知人善任。他当国四十一年，位居宰相，实力不可谓不雄厚，资格不可谓不老，但他提拔人从不以结党营私为目的，处处出以公心。他常说：“天下万世之事，当以天下世人之心处之。”正是因为有这样广阔的胸怀，正派的作风，他才能不断地识别和发现人才，并大胆举荐之。史称他“雅善知人，好推毂寒士，所荐达有初来识面者。”（《明史·杨士奇传》）。由于他贯彻的是一条“任人唯贤”的路线，所以由他推荐或提拔的人，都在各个方面做出了不同的贡献。名臣于谦、周忱、况钟等人都是他举荐的。于谦本来只是个官位较低的监察御史，论资历可谓浅矣，但是士奇却独具慧眼，看出此人才堪大用，于是在皇帝面前举荐他。于谦马上被破格提拔为兵部右侍郎，负责巡抚河南、山西，史称其“声绩表著，卓然负经世之才”。在土木堡之变时，面临英宗被俘，瓦剌大军兵临北京城下的危局，朝中大臣惊慌失措，而于谦却挺身而出，如中流砥柱力挽狂澜，领导了北京保卫战，并挫败了瓦剌的进攻，使明朝转危为安。于谦为人极其清廉，他在当巡抚时，每次到朝中陈事“空囊以入”，那班权党根本不要希望得到什么，一反贿赂公行的官场恶习。都察院左都御使刘观因贪赃枉法被撤职查办后，宣宗一时找不到理想的人来继任，便要杨士奇物色。士奇大胆推荐了顺天知府顾佐。此人果然不负众望，敢抓敢管，一时风纪肃然。昆曲《十五贯》里的苏州知府况钟也是他推荐的，被誉为“当代包公”。

杨士奇谦恭、仁厚，团结和保护了一些犯有小过但有才干的官员。永乐年间，广东布政使徐奇运了不少岭南特产赠送廷臣。有人把受赠者的名单拿给成祖看，成祖看完后发现没有士奇的名字，不太高兴，便把士奇找来询问。士奇解释道：“徐奇赴广东就任时，群臣作诗文为他赠行，那天正好碰上我有病没有参加，因此唯独没有我的名字。现在是否有给我的赠品我不知道，反正赠品也不值几个钱，我想徐奇这样做绝没有其他意思。”一席话解开成祖心中的疑团，于是他下令把那份名单烧了。

杨士奇一生清正廉洁，不贪不占。洪熙元年（1425）正月，仁宗任命士奇为兵部尚书，士奇不肯接受，说：“臣为少傅大学士，已经过分了，尚书的职务我是不敢再接受了。”仁宗很生气地说：“黄淮、杨荣、金幼孜皆有三个职务，而唯独你只有两个职务，人们将会怎么说呢？你不要再推辞！”士奇无法，只好接受了兵部尚书的职务，但是坚决请求辞掉尚书的俸禄。仁宗说：“你为我辛辛苦苦干了二十年，所以我才用这官俸来酬答你，你用不着推辞了！”士奇说：“一个尚书的月俸有六十石粮，这些粮可养六十个军士。我受的恩宠已经过分，哪里还敢再加呢？”蹇义说：“就辞掉学士的俸吧。”士奇说：“要辞就辞优厚的一份，不必以此来取一个虚名。”这样，仁宗同意了士奇的请求。在士奇的影响下，黄淮也辞去了户部尚书的官俸。

这年二月，仁宗又赐给士奇两倾田，同时受赏的还有蹇义。但是士奇又一次谢绝了，仁宗说：“你替朝廷做事是表里如一的，对我帮助很大，因此我心中难以忘怀，你上次辞掉俸禄，现在又辞去赏田，我不明白你为何如此固执呢？”士奇说：“我起自寒微，现在受到这种恩遇已属过分，一个人哪能不知足呢？我只希望再凑合多活些日子，为您再效劳几年，然后就太太平平回家乡，这就是对我的最大恩赐了。”仁宗非常感动，事后对蹇义说：“士奇真是太廉洁了，倘使当官的都能如此，世上难道还有赃吏吗？”

士奇对自己如此，对亲属也是严要求，他不断用书信的方式训戒自己的晚辈，要为官清正，更不能借他的权势欺负人。他的一个侄孙在衙门做事，有次用官府的纸张给他写信，竟因此而遭到了他的训斥：“尔在衙门内岂可向人索官纸写私信？虽是半张，亦系官物，但举发即有罪，今后切戒，毋蹈前非！”（《示侄孙挺》）。

士奇历仕四十六年，自明永乐元年（1403）入值文渊阁后，辅佐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俗称“四朝元老”。士奇于正统九年（1444）三月望前一日在京病逝，享年八十岁，讣闻朝廷，辍朝一日，赠太师，谥文贞。之后英宗皇帝曾先后七次遣官御祭，显示了皇帝对他的恩宠。如今其墓经过修复，保存完好。

明朝前期，在政坛和文坛都以“三杨并称”，杨士奇最尊，而对明台阁体的形成和发展杨士奇起了重要作用。台阁体作为一种诗风、文风，其特点是内容上多为应制唱和歌颂盛世气象，风格雍容平正，醇实典雅。杨士奇是台阁体的盟主，他的文风成为台阁体的典范。后人对台阁体颇有微词，但我们对此应有正确的认识和评价。

台阁体的出现并非偶然，从我国古代文学发展过程来看，是有其文学传统和历史背景的。台阁体属于我国古代宫廷文学的一种，我国宫廷文学的源头可追溯到《诗经》的“雅”和“颂”，然后是西汉大赋，南朝宫体诗与徐庚体，唐朝上官体，宋代西昆体，接下来才是台阁体，之后有茶陵派。这些宫廷文学派具体来说各有特点，但总的看来，都以宫廷生活为描写对象，歌颂太平盛世，在文学地位上都起过引领和规范一代文学的作用。

台阁体在明初的兴盛流行，也可以说是引领和规范了一代文学的作用。明初洪武的三十几年，国家初定，百废待兴，文学上虽有宋濂、刘基、高启等人的努力，但他们的创作还更多地表现为个体的抒情写志，未形成特定的风格体式，未能构成引领和规范一代文学之势；稍后的于谦以关心民生疾苦、忧国忧时或抒写个人情怀为主题的诗歌，同样因过于孤独而不足振起一时文学风气。明代永乐至天顺的六、七十年间，正是国家修养生息阶段，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政治高压也有所松动，在此环境里，中央内阁作为士人核心，出现了超稳定局面，从而也成为社会政治的核心。这样，由此一核心所造成的台阁体派文学以应制之作、赞颂之声和雍容娴雅的风格，为太平盛世赋以文学气象，就很自然地具有引领一代文学之势，同时也给处于初建阶段的王朝文学以有力的规范，所以在七十多年里，台阁体派垄断了文坛，其风所被，遍及朝野。

与宋之西昆体派相类似，台阁体派也带有激发文学革新思潮的因素。它是在当时特定政治和时代环境下产生的。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台阁作品是台阁大臣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三杨历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他们不仅是这一历史时期的见证人，还是四朝政治的参与者和直接受益者，他们生活在涵濡深恩，优游帝侧的环境中，鸣太平之盛，颂天子之恩，是其内心的自然愿望和当然责任。正如杨荣《杏园雅集图后序》所言：“惟国家列圣相承，图惟治代，以贻永久，吾辈忝与侍从，涵濡深恩，盖有年矣。今圣天子嗣位，海内宴安，民物康阜，而近职溯望休沐，聿循旧章。予数人者得遂其所适，是皆皇上之赐，图其事以纪太平之盛，盖亦宜也”。（《文渊阁四库全书》）他说的是自己的心里话，也代表了当时一般臣民的共有心声。

此外，明初科举取士为士人广开仕进之途，较大程度地刺激和满足了广大士人的进取心理，从由科举到做官到最后致仕归里，他们在涵深皇恩的情感中走着人生的步伐，所以吟咏之间，那种沐恩之情、优越之感便油然发而为文字、为诗歌，从而自觉地为政治传递着动听的声音。从某种意义讲，台阁体文学倒不是政治对文学的粗暴的干预，而是政治通过施恩于文人，施恩于民众，使文人自觉地为之服务的。这用杨荣的一段话来说明当是再恰当不过的：“圣天子在上，治道日隆，辅弼侍从之臣仰峻德，承宏休，得以优游暇豫，登临玩赏而岁复岁，诚可谓幸矣！意之所适，言之不足而咏歌之，皆发乎性情之正，足以使后人识盛世之气象者，顾不在是欤？”（《文渊阁四库全书》）他视台阁宴游、庚歌唱为和为“盛世之气象”，是有一定道理的。

至于三杨过后台阁体弊端百出，主要还是由于末流者浅薄模拟，而且当初的太平盛世景象已一去不复返，这种紧跟政治和时代的应制文风，也必然会随着政治时局的转变而衰落。《四库全书总目》卷170《杨文敏集》提要称：“平心而论，凡文章之力足以转移一世者，其始也必能自成一家，其久也无不生弊，微独东里一派，即前后七子亦孰不皆然。不可以前人之盛并回护后来之衰，亦不可以后来之衰并淹没前人之盛也。亦何容以末流放失，遽病士奇与荣哉。”我认为这是对台阁体比较公允的评价。

他一生著述颇多，有《成祖实录》、《南归纪行录》、《平吴录》、《北京纪行录》、《代言录》、《西行扈从录》、《东里集》、《文渊阁书目》、《历代名臣奏议》等。

杨士奇墓：座落在澄江镇桔园村委杏岭村北山上。墓座西向东，面积约7亩，省政府先后二次拨专款维修。杨士奇（1365~1444）名寓，号东里，清溪（城东）人，一岁而孤，四岁时随母改嫁东门罗性（字子理），七岁回杨家，“十五岁为童子师”，“贫甚力学，授徒自给”。明建文初修《太祖实录》时，被荐入翰林院任编篡官。永乐四年入内阁。洪熙元年任少保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宰相）。宣德间任职如故，并赐“杨贞一银印”，下圣旨褒功，颂其“与国咸休”。正统间，又升为少师。他为官45年来，为五朝元老，明代名臣，廉吏清官，“三杨辅政”之一。他白身拜相，又成为泰和“三奇”之一。享年80，归丧营葬，，立御祭文碑，赠太师，谥文贞，英宗先后七次遣官谕祭。其墓和其生前著作与手迹的存在，为充实明史，考察明朝名人墓都具有较高价值。1957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